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是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的重要举措，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、增强战略性资源保障能力、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《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（2015—2020）》《“十四五”循环经济发展规划》等陆续出台，此外还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初见成效，但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。

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不健全。受制于资金和用地需求等，智能回收、分仓存储、垃圾压缩等回收设施的建设规模总体不足、覆盖范围有限，导致可回收物投放后往往混杂在一起，需二次分拣，人力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，影响管理效率提升。由于量小、种类杂、地域分布广，如何收集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科研机构等产生的危险废物还面临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。近年来，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案件时有发生，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，急需提升回收网络的监管能力。

二手市场的规范化程度不足。我国二手商品市场覆盖品类日渐丰富，交易规模持续增长，但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，定价、交易、售后等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有待完善。《2022年度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》显示，用户投诉问题类型主要包括退款、商品质量、网络欺诈、网络售假、货不对板，此外还存在售后服务、霸王条款、退换货难、冻结商家资金、虚假促销、恶意罚款、发票等问题，制约着二手市场的健康发展。

废弃物资源化水平不高。当前，我国试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为36%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约为50%，尾矿综合利用率为32%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2021年，我国再生铜、再生铝和再生铅产量分别为365万吨、800万吨和270万吨，然而仍以中低端资源化为主，综合利用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。动力电池、光伏组件、风电机组等新兴废弃物回收拆解处理难度较大，稀有金属分选的精度和深度不足，难以满足产业关键材料的应用要求。

激励保障制度尚不完善。废弃物循环利用项目的建设体量、资金需求量往往较大，短期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强。现有资金渠道以中央及省市级财政投入为主，缺乏创新型的配套机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活力。可探索将光伏组件纳入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管理，建立处理基金，向光伏生产、销售、安装和进口企业收取费用，用于废旧光伏组件的回收处理。同时，探索出台专项、系统的光伏组件综合利用产业政策，解决处理基金征收方面的难题。

针对这些主要问题，应进一步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。

提升软硬件设施水平，数字赋能废弃物收运网络。加快建设规模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回收站点、分拣中心和交易中心，基于合理的服务半径，优化分类运输系统，有序确定选址地点、频次、时间和线路，确保投放端和处理端的有效衔接。建立健全废弃物从收集、贮存到转运的全过程全覆盖监管体系，强化多源异构大数据的系统整合、智能学习和分析应用，提前研判潜在废弃物分布区域和扩散轨迹，实现智能监管闭环管理，提高治理调度效率，科学部署环卫保洁力量。

完善行业标准规范，助力二手商品市场发展。强化线下实体和“互联网+”平台服务标准化建设和市场监管，严格落实资质审核、安全管理、风险控制等要求，健全交易方信任机制，保障买家权益、协助消费者维权、提升售后服务水平。完善车辆、家电、手机等二手商品鉴定、评估、分级等行业流通标准，积极应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“柠檬市场”效应，让商品定价有据可循、有规可依。

增强高质量循环利用能力，促进常规与新兴废弃物协同处理。高水平建设现代化“城市矿产”基地和循环经济产业园区，推动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发展，实现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医疗废物、废钢铁、废纸、废旧动力电池等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，不断扩大循环利用规模。加快科技创新，鼓励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，攻克再生原料深度提纯、多源有机固废协同处置、废旧集成产品智能化与精细化拆解等关键共性重大装备，促进高值化利用，全面提升战略资源循环供给能力。

完善政策激励机制，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。探索废弃物循环利用产品碳资产交易制度，加强方法工具开发，完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基础数据库，建立国际通用、操作性强、综合全面的评价系统，准确量化循环利用的碳减排效益，充分发挥碳交易在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通作用。探索废弃物跨区域协同利用机制，科学核算生态服务的区域外溢价值，创新差异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，扩大生态补偿专项基金渠道，发挥互补优势、推动资源共享、深化生态共建、实现经济共赢。

（作者单位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）